《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创刊于1994年，曾用刊名《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学报），2014年随学校更名而更为现名，现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术期刊社旗下两大学术期刊之一，是以国际经贸与法律为主导、经管文法兼顾的综合性社科类学术期刊。现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检索（CSSCI，含扩展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含扩展版）三大核心期刊检索的来源期刊，荣获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和上海市高校最佳学报等荣誉称号。现辟有：WTO研究、经贸探索、法学论丛、管理世界、国际经贸关系与治理等主要栏目。
主管：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主办：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2089/F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2095-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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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5):5-21,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4.05.001
摘要：
数字经济发展正深刻改变当下的全球贸易格局，对提升出口企业乃至整个产业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并使用 2004~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的样本，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企业加成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出口企业加成率，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生产成本和生产率是数字经济发挥作用的两条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东部地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非国有出口企业和低制度壁垒地区出口企业加成率。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了出口企业加成率离散度，显著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正深刻改变当下的全球贸易格局，对提升出口企业乃至整个产业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并使用 2004~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的样本，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企业加成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出口企业加成率，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生产成本和生产率是数字经济发挥作用的两条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东部地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非国有出口企业和低制度壁垒地区出口企业加成率。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了出口企业加成率离散度，显著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2024(5):22-35,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4.05.002
摘要：
直觉上，智能制造的“机器换人”效应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事实真的如此吗？ 本文基于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机制分析发现，智能制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取决于制造业内部智能制造与传统生产方式的替代弹性，在两种生产方式替代弹性较大的条件下，智能制造将驱动就业结构服务化转型，使劳动力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导致经济系统整体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进一步将国际机器人联合会、佩恩表和世界银行的跨国数据匹配后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智能制造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替换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且按照人均收入水平、人口红利阶段、不同国家类型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发展程度越高，智能制造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效应越显著。机制检验验证了理论假说，即智能制造导致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一定程度上是通过驱动就业结构服务化转型实现的。本文的研究为探寻兼顾智能化转型和收入分配改善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思路和启示。
直觉上，智能制造的“机器换人”效应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事实真的如此吗？ 本文基于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机制分析发现，智能制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取决于制造业内部智能制造与传统生产方式的替代弹性，在两种生产方式替代弹性较大的条件下，智能制造将驱动就业结构服务化转型，使劳动力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导致经济系统整体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进一步将国际机器人联合会、佩恩表和世界银行的跨国数据匹配后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智能制造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替换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且按照人均收入水平、人口红利阶段、不同国家类型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发展程度越高，智能制造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效应越显著。机制检验验证了理论假说，即智能制造导致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一定程度上是通过驱动就业结构服务化转型实现的。本文的研究为探寻兼顾智能化转型和收入分配改善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思路和启示。
2024(5):36-48,63,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4.05.003
摘要：
本文采用 2013 年和 2018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分析我国老年人的收入结构特征，并进一步探究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我国老年人总可支配收人水平显著提高，其中与 2013 年相比，2018 年我国老年人来自个体工资性收入、家庭转移性收入和社会保障性收入的水平均呈现增长趋势，其涨幅分别为 288.6%、172.5% 和 50.9%；（2）收入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相比 2013 年，2018 年老年人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大幅增加，来自家庭转移性收入的比重略微增加且相对稳定，来自社会保障性收入的比重大幅下降但其仍是老年人收入的第一大来源；（3）与未参保老年人相比，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收入水平较高，尤其是参加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商业等其他养老保险的老年人，但与 2013 年相比，2018 年养老保险的正向作用有所减弱，保障水平较高的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商业等其他养老保险对城镇老年人与老年女性收入的正向作用较大。据此，需完善养老保险体系，逐步缩小各类型养老保险待遇差距，充分发挥其养老保障功能。
本文采用 2013 年和 2018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分析我国老年人的收入结构特征，并进一步探究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我国老年人总可支配收人水平显著提高，其中与 2013 年相比，2018 年我国老年人来自个体工资性收入、家庭转移性收入和社会保障性收入的水平均呈现增长趋势，其涨幅分别为 288.6%、172.5% 和 50.9%；（2）收入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相比 2013 年，2018 年老年人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大幅增加，来自家庭转移性收入的比重略微增加且相对稳定，来自社会保障性收入的比重大幅下降但其仍是老年人收入的第一大来源；（3）与未参保老年人相比，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收入水平较高，尤其是参加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商业等其他养老保险的老年人，但与 2013 年相比，2018 年养老保险的正向作用有所减弱，保障水平较高的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商业等其他养老保险对城镇老年人与老年女性收入的正向作用较大。据此，需完善养老保险体系，逐步缩小各类型养老保险待遇差距，充分发挥其养老保障功能。
2024(5):49-63,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4.05.004
摘要：
新质生产力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力“质”的变革，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级阶段跨越的主导力量。只有高水平科技的创新与自立自强，才能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形成。本文从理论基础、关键特征和形成条件三个维度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进行深入解读。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第一动力，而人才储备、创新成果和新质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基础，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我国需要健全和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强化组织保障，协同推进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同向发力，紧抓创新源头，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培育未来产业。
新质生产力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力“质”的变革，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级阶段跨越的主导力量。只有高水平科技的创新与自立自强，才能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形成。本文从理论基础、关键特征和形成条件三个维度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进行深入解读。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第一动力，而人才储备、创新成果和新质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基础，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我国需要健全和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强化组织保障，协同推进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同向发力，紧抓创新源头，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培育未来产业。
2024(5):64-83,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4.05.005
摘要：
随着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推进 ESG 评级对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商道融绿金融机构 2015 年 ESG 评级为准自然实验，基于 2010~2020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深入探究了 ESG 评级事件对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外生冲击。研究结果表明，ESG 评级对企业战略激进度有抑制作用，这一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ESG 评级通过减少管理者短视行为和高管股权减持抑制企业战略激进度，防止企业战略激进度过高带来冒进风险、资源浪费等负面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ESG 评级对战略激进度的影响机制对大企业、新企业的影响效果更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程度高、企业账面市值比高的行业，ESG评级对企业战略激进度的抑制作用会减弱。本文有助于全面理解和完善 ESG 评级的经济后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随着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推进 ESG 评级对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商道融绿金融机构 2015 年 ESG 评级为准自然实验，基于 2010~2020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深入探究了 ESG 评级事件对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外生冲击。研究结果表明，ESG 评级对企业战略激进度有抑制作用，这一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ESG 评级通过减少管理者短视行为和高管股权减持抑制企业战略激进度，防止企业战略激进度过高带来冒进风险、资源浪费等负面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ESG 评级对战略激进度的影响机制对大企业、新企业的影响效果更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程度高、企业账面市值比高的行业，ESG评级对企业战略激进度的抑制作用会减弱。本文有助于全面理解和完善 ESG 评级的经济后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2024(5):84-99,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4.05.006
摘要：
新发展理念下企业环境责任表现（E）、社会责任表现 (S) 和公司治理表现 (G) 是企业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系统驱动企业实施 ESG 战略行动从而提升企业 ESG 表现对企业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董事会的性别特征视角出发，使用中国沪深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 2011 ～ 2022 年的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女性董事对企业 ESG 表现的具体影响效应及促进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女性董事对企业 ESG 存在显著的提升效应，女性董事更加注重企业实施 ESG 战略行动，从而能够提升企业 ESG 表现，且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女性董事对企业环境责任表现、社会责任表现以及公司治理表现均存在显著的提升效应。第二，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女性董事主要通过加大环保投入、强化社会捐赠以及完善公司治理的三重机制提升企业 ESG 表现。第三，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女性董事对企业 ESG 表现的提升效应在环保敏感度低行业、竞争程度低行业、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第四，经济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女性董事通过提升企业 ESG 表现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研究结论为企业 ESG 表现驱动因素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并基于公司治理、ESG 表现、女性董事地位的视角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新发展理念下企业环境责任表现（E）、社会责任表现 (S) 和公司治理表现 (G) 是企业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系统驱动企业实施 ESG 战略行动从而提升企业 ESG 表现对企业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董事会的性别特征视角出发，使用中国沪深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 2011 ～ 2022 年的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女性董事对企业 ESG 表现的具体影响效应及促进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女性董事对企业 ESG 存在显著的提升效应，女性董事更加注重企业实施 ESG 战略行动，从而能够提升企业 ESG 表现，且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女性董事对企业环境责任表现、社会责任表现以及公司治理表现均存在显著的提升效应。第二，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女性董事主要通过加大环保投入、强化社会捐赠以及完善公司治理的三重机制提升企业 ESG 表现。第三，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女性董事对企业 ESG 表现的提升效应在环保敏感度低行业、竞争程度低行业、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第四，经济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女性董事通过提升企业 ESG 表现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研究结论为企业 ESG 表现驱动因素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并基于公司治理、ESG 表现、女性董事地位的视角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2024(5):100-112,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4.05.007
摘要：
互联网科技企业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互联网企业加班现象显著、加班文化盛行，知识工人对加班文化更多的是集体默认和遵从。知识工人的“加班同意”何以可能？研究表明，互联网企业知识工人加班同意经历了组织化建构与个体化驱动的双重社会建构过程。组织化建构阶段，互联网企业不断将市场竞争压力传导到组织内部的团队和个人，经由劳企互动推动加班的集体默认与同意。个体化建构阶段，由于知识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市场可替代性的增强，知识工人承接组织生存竞争压力以及行业规则影响，将加班规则内化为行为惯例，产生个体自驱力，形成加班自愿与顺从。为此，一方面要加强知识工人劳动保护，另一方面要提升企业治理能力，注重呼吁的制度吸纳，同时提升企业价值链地位，减少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在促进产业创新发展与实现知识工人的自主劳动之间寻求平衡。
互联网科技企业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互联网企业加班现象显著、加班文化盛行，知识工人对加班文化更多的是集体默认和遵从。知识工人的“加班同意”何以可能？研究表明，互联网企业知识工人加班同意经历了组织化建构与个体化驱动的双重社会建构过程。组织化建构阶段，互联网企业不断将市场竞争压力传导到组织内部的团队和个人，经由劳企互动推动加班的集体默认与同意。个体化建构阶段，由于知识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市场可替代性的增强，知识工人承接组织生存竞争压力以及行业规则影响，将加班规则内化为行为惯例，产生个体自驱力，形成加班自愿与顺从。为此，一方面要加强知识工人劳动保护，另一方面要提升企业治理能力，注重呼吁的制度吸纳，同时提升企业价值链地位，减少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在促进产业创新发展与实现知识工人的自主劳动之间寻求平衡。
2024(5):113-124,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4.05.008
摘要：
数字化和老龄化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技术渗透到老年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新进入老年期的低龄老年人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采用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CLASS）数据，运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将研究聚焦于低龄老年人群体，探究了互联网使用对低龄老年人满意度的作用机制，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数字化应用对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于不使用互联网的低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第二，社区参与作为社会参与的重要方式，在数字化应用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第三，不同文化水平的低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差异性，高学历的低龄老年人比低学历的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基于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本文对于如何提升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数字化和老龄化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技术渗透到老年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新进入老年期的低龄老年人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采用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CLASS）数据，运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将研究聚焦于低龄老年人群体，探究了互联网使用对低龄老年人满意度的作用机制，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数字化应用对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于不使用互联网的低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第二，社区参与作为社会参与的重要方式，在数字化应用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第三，不同文化水平的低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差异性，高学历的低龄老年人比低学历的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基于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本文对于如何提升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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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5-16,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18.04.001
摘要：
2017年8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发起“301调查”,中美经贸关系再次面临严峻考验。为了分析此次调查的未来走向,本文构建了基于历史对比与博弈论“两位一体”的分析框架。首先,通过历史对比分析,对历次美国对华“301调查”的背景、过程以及结果进行剖析,探讨历次“301调查”的实质和共通性。以此为基础,进而运用博弈论模型分析特朗普政府对华“301调查”最有可能的解决方式,包括双边磋商或诉诸多边贸易规则解决。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应对策略。
2017年8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发起“301调查”,中美经贸关系再次面临严峻考验。为了分析此次调查的未来走向,本文构建了基于历史对比与博弈论“两位一体”的分析框架。首先,通过历史对比分析,对历次美国对华“301调查”的背景、过程以及结果进行剖析,探讨历次“301调查”的实质和共通性。以此为基础,进而运用博弈论模型分析特朗普政府对华“301调查”最有可能的解决方式,包括双边磋商或诉诸多边贸易规则解决。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应对策略。
2019(2):59-68,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19.02.006
摘要：
本文利用2011~2016年东部12省市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的面板数据,应用DEA模型对东部12省市的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测评,并重点对比分析.上海与东部其他省市的科技创新效率差异。实证表明,东部12省市科技创新效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规模效率进步较技术效率更为明显,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没有提升,需要进一步改善。上海总体效率呈现下降趋势,无论从长三角区域还是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上海均处于相对劣势,说明上海在科技创新投入与资源配置上仍需调整。本文进一步通过动态分析发现上海的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趋势,说明上海具有后发潜力,需要政府进一步设计激励机制以鼓励科技成果在当地转化进而实现有效的经济效益增加。
本文利用2011~2016年东部12省市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的面板数据,应用DEA模型对东部12省市的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测评,并重点对比分析.上海与东部其他省市的科技创新效率差异。实证表明,东部12省市科技创新效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规模效率进步较技术效率更为明显,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没有提升,需要进一步改善。上海总体效率呈现下降趋势,无论从长三角区域还是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上海均处于相对劣势,说明上海在科技创新投入与资源配置上仍需调整。本文进一步通过动态分析发现上海的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趋势,说明上海具有后发潜力,需要政府进一步设计激励机制以鼓励科技成果在当地转化进而实现有效的经济效益增加。
2022(5):89-107,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2.05.006
摘要：
自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以来，在扩大贸易开放的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环境污染问题。本文基于 2007 ~ 2017 年 180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DID) 检验了各城市自贸区设立的环境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自贸区建设发挥了显著的碳减排作用，较自贸区设立以前，设立后平均能够降低 7.2% 的碳排放增长率，且这一效应在叠加政策考察、反事实检验、控制金融危机影响、PSM-DID 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2)通过中介效应发现，自贸区设立通过规模效应、结构升级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综合作用使碳排放增长得到有效缓解， 且四种效应对环境均产生了正面影响；(3)基于区域异质性，本文发现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设立自贸区片区能够显著减缓碳排放增长，而在长三角地区设立自贸区片区虽然同样减缓了碳排放增长，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于内陆地区而言， 自贸区片区建立对碳排放增长率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4)常住人口规模达到 500 万的城市对碳排放能够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于常住人口不足 500 万的城市而言并不显著。因此，在自贸区发展中，应该充分发挥规模效应、结构升级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以及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同时要因地制宜地推动自贸区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协同发展。
自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以来，在扩大贸易开放的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环境污染问题。本文基于 2007 ~ 2017 年 180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DID) 检验了各城市自贸区设立的环境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自贸区建设发挥了显著的碳减排作用，较自贸区设立以前，设立后平均能够降低 7.2% 的碳排放增长率，且这一效应在叠加政策考察、反事实检验、控制金融危机影响、PSM-DID 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2)通过中介效应发现，自贸区设立通过规模效应、结构升级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综合作用使碳排放增长得到有效缓解， 且四种效应对环境均产生了正面影响；(3)基于区域异质性，本文发现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设立自贸区片区能够显著减缓碳排放增长，而在长三角地区设立自贸区片区虽然同样减缓了碳排放增长，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于内陆地区而言， 自贸区片区建立对碳排放增长率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4)常住人口规模达到 500 万的城市对碳排放能够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于常住人口不足 500 万的城市而言并不显著。因此，在自贸区发展中，应该充分发挥规模效应、结构升级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以及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同时要因地制宜地推动自贸区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协同发展。
2019(4):47-65,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19.04.005
摘要：
中美贸易战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及与之类似的产业政策提出质疑,认为这类产业计划扭曲了市场竞争,体现了中国非市场经济的属性以及政府对市场竞争的干预和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由于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推行和落实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及其他类似的产业政策会形成产能过剩,进而扭曲国际市场的供需关系,损害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和美国的产业优势。产业政策并非中国独有。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中国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中国制造2025计划和其他产业政策需要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基本原则进行政策优化,以期实现规则约束。
中美贸易战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及与之类似的产业政策提出质疑,认为这类产业计划扭曲了市场竞争,体现了中国非市场经济的属性以及政府对市场竞争的干预和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由于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推行和落实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及其他类似的产业政策会形成产能过剩,进而扭曲国际市场的供需关系,损害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和美国的产业优势。产业政策并非中国独有。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中国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中国制造2025计划和其他产业政策需要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基本原则进行政策优化,以期实现规则约束。
2018(4):17-27,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18.04.002
摘要：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利用2000~2015年的数据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入境旅游发展进行分析,发现上海发展入境旅游的举措类型最为丰富,福建大力举办专题会议和主题节庆,广东号召民间积极参与,海南聚焦于境外市场开拓。利用双重差分检验可知,“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入境旅游的发展,旅游企业从业人员的增长、企业数量的增加、产业结构的优化、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旅游交通条件的改善均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入境旅游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最后提出了扩大对外开放、优化产业结构、培养旅游人才、完善旅游交通建设等建议。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利用2000~2015年的数据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入境旅游发展进行分析,发现上海发展入境旅游的举措类型最为丰富,福建大力举办专题会议和主题节庆,广东号召民间积极参与,海南聚焦于境外市场开拓。利用双重差分检验可知,“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入境旅游的发展,旅游企业从业人员的增长、企业数量的增加、产业结构的优化、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旅游交通条件的改善均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入境旅游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最后提出了扩大对外开放、优化产业结构、培养旅游人才、完善旅游交通建设等建议。
摘要：
2023(2):48-61,72,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3.02.004
摘要：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我国多个法律领域出现了以推动企业合规为目标的改革探索。 经济行政法领域采用合规强制模式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刑事法领域采用合规激励模式完善中国特色司法制度，涉外法领域采用合规引导模式增强我国企业外向经营中的抗风险能力。推动企业建立合规管理制度，能助力形成公私合力的市场监管格局，在涉企案件处理中，以管理结构矫正补充财产处罚的预防功能不足，为协商性的执法机制建设提供保障。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 现阶段需要继续完善以合规激励为核心的法律制度建设，由行刑机关协同制定“证据型” 有效合规评价标准，统筹开发合规科技以提升管理效率。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我国多个法律领域出现了以推动企业合规为目标的改革探索。 经济行政法领域采用合规强制模式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刑事法领域采用合规激励模式完善中国特色司法制度，涉外法领域采用合规引导模式增强我国企业外向经营中的抗风险能力。推动企业建立合规管理制度，能助力形成公私合力的市场监管格局，在涉企案件处理中，以管理结构矫正补充财产处罚的预防功能不足，为协商性的执法机制建设提供保障。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 现阶段需要继续完善以合规激励为核心的法律制度建设，由行刑机关协同制定“证据型” 有效合规评价标准，统筹开发合规科技以提升管理效率。
2023(2):73-88,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3.02.006
摘要：
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深度调整推动全球金融治理进入新时期，但在新旧国际金融风险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安全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甚至有恶化的趋势。微观、 中观和宏观层次的传统国际金融风险并未得到有效治理，反而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进一步加剧。微观层面，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的积累，并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弱化。 中观和宏观层面，金融风险的国内和国际治理陷入停滞，具有高风险性的等级化国际金融结构得以延续，甚至强化。此外，金融保护主义和大国竞争增加了国际金融安全面临的新政治风险，国际金融“政治化”趋势逐渐凸显，具体表现为金融“安全化”和“武器化”倾向增强。中国需要从国家层面完善对金融安全的战略规划，并根据不同风险类型制定和优化应对策略，同时在国际层面倡导新型金融安全观和金融合作，从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与国际金融稳定。
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深度调整推动全球金融治理进入新时期，但在新旧国际金融风险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安全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甚至有恶化的趋势。微观、 中观和宏观层次的传统国际金融风险并未得到有效治理，反而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进一步加剧。微观层面，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的积累，并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弱化。 中观和宏观层面，金融风险的国内和国际治理陷入停滞，具有高风险性的等级化国际金融结构得以延续，甚至强化。此外，金融保护主义和大国竞争增加了国际金融安全面临的新政治风险，国际金融“政治化”趋势逐渐凸显，具体表现为金融“安全化”和“武器化”倾向增强。中国需要从国家层面完善对金融安全的战略规划，并根据不同风险类型制定和优化应对策略，同时在国际层面倡导新型金融安全观和金融合作，从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与国际金融稳定。
2021(6):57-70,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1.06.005
摘要：
近年来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升高，贸易政策变化影响了公众对于汇率波动的预期。对此本文依据中美两国宏观经济的特征事实和有关汇率预期理论构建实证模型。研究发现：汇率预期波动与经济基本面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之间存在非线性效应，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于汇率预期波动的影响存在差异。汇率预期波动在长期内更多地是由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相对变化驱动的，而在短期内汇率预期波动主要受到贸易政策等不确定性因素冲击。
近年来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升高，贸易政策变化影响了公众对于汇率波动的预期。对此本文依据中美两国宏观经济的特征事实和有关汇率预期理论构建实证模型。研究发现：汇率预期波动与经济基本面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之间存在非线性效应，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于汇率预期波动的影响存在差异。汇率预期波动在长期内更多地是由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相对变化驱动的，而在短期内汇率预期波动主要受到贸易政策等不确定性因素冲击。
2021(6):71-86,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1.06.006
摘要：
本文以中国省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关税不确定性指数分别作为内外部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结合2005~2016年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检验内外部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内部政策不确定性使企业提高针对国内经济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水平，进而促使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而外部政策不确定性则显著减少出口贸易规模，进而抑制企业“走出去”。本文以自然灾害作为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之后发现原有结果仍然保持稳健。在国内外复杂新形势下，相关部门应建立积极友好稳定的营商环境，企业进行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内外部风险，如此才能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持续健康发展。
本文以中国省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关税不确定性指数分别作为内外部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结合2005~2016年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检验内外部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内部政策不确定性使企业提高针对国内经济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水平，进而促使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而外部政策不确定性则显著减少出口贸易规模，进而抑制企业“走出去”。本文以自然灾害作为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之后发现原有结果仍然保持稳健。在国内外复杂新形势下，相关部门应建立积极友好稳定的营商环境，企业进行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内外部风险，如此才能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持续健康发展。
2021(6):30-40,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1.06.003
摘要：
本文对中国与欧盟的数字贸易规则诉求进行详细分析，就中欧数字贸易合作问题给出若干建议。首先，文章对数字产品和数字贸易作了概念辨析。其次，文章分析了个人数据的跨境流动现状：一方面，欧盟会继续从严限制个人数据向中国的流转，这是基于其较严的隐私保护标准，就此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另一方面，中国严格限制个人数据的出境，同样难以放松对数据流动的限制，数据传输至欧盟的自由程度很难有实质性提升。再次，分析了数字产品的在线传输问题：一方面，由于体制差异，中国对欧盟数字产品输入中国仍会维持较严的限制，目前采取的一些限制措施不宜或不能取消，仍有可能要求境外企业披露源代码；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数字产品输入欧盟，欧盟总体上持开放态度，但会坚持视听例外等原则。最后，分析了关税、电子签名与认证以及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问题，中欧都会同意依照WTO规定对数字产品暂时免征关税，在电子签名与认证方面可以采用已有的自贸协定相关规定，可以在打击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方面做出严格规定，这对中国尽管是挑战，但也是解决国内垃圾邮件和信息泛滥问题的机遇。
本文对中国与欧盟的数字贸易规则诉求进行详细分析，就中欧数字贸易合作问题给出若干建议。首先，文章对数字产品和数字贸易作了概念辨析。其次，文章分析了个人数据的跨境流动现状：一方面，欧盟会继续从严限制个人数据向中国的流转，这是基于其较严的隐私保护标准，就此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另一方面，中国严格限制个人数据的出境，同样难以放松对数据流动的限制，数据传输至欧盟的自由程度很难有实质性提升。再次，分析了数字产品的在线传输问题：一方面，由于体制差异，中国对欧盟数字产品输入中国仍会维持较严的限制，目前采取的一些限制措施不宜或不能取消，仍有可能要求境外企业披露源代码；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数字产品输入欧盟，欧盟总体上持开放态度，但会坚持视听例外等原则。最后，分析了关税、电子签名与认证以及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问题，中欧都会同意依照WTO规定对数字产品暂时免征关税，在电子签名与认证方面可以采用已有的自贸协定相关规定，可以在打击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方面做出严格规定，这对中国尽管是挑战，但也是解决国内垃圾邮件和信息泛滥问题的机遇。
2023(2):5-21,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3.02.001
摘要：
本文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实施作为研究视角，结合 CEPII-BACI 数据库中 2010~2020 年间中国 HS6 分位层面的出口产品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探究了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不同收入水平、要素密集度与质量水平的出口产品也呈现明显的异质性。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增强技术创新能力等途径来推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跃升，其中技术创新效应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本文为理解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推进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支持。
本文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实施作为研究视角，结合 CEPII-BACI 数据库中 2010~2020 年间中国 HS6 分位层面的出口产品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探究了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不同收入水平、要素密集度与质量水平的出口产品也呈现明显的异质性。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增强技术创新能力等途径来推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跃升，其中技术创新效应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本文为理解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推进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支持。
2021(6):87-98,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1.06.007
摘要：
在政府不断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背景下，本文以2010~2018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冗员负担与高管超额薪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冗员负担会显著促进高管获得超额薪酬。进一步分析发现，冗员负担对高管超额薪酬的促进效应在处于成熟期、民营绝对控股、垄断行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管理层权力低等类型的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的研究补充了冗员负担与高管超额薪酬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高管获得超额薪酬提供来自企业产权层面的合理解释，对于企业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政府不断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背景下，本文以2010~2018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冗员负担与高管超额薪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冗员负担会显著促进高管获得超额薪酬。进一步分析发现，冗员负担对高管超额薪酬的促进效应在处于成熟期、民营绝对控股、垄断行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管理层权力低等类型的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的研究补充了冗员负担与高管超额薪酬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高管获得超额薪酬提供来自企业产权层面的合理解释，对于企业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023(2):36-47,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3.02.003
摘要：
本文基于 2012 年与 2017 年中国省际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扩展了传统的三驾马车核算方法，从最终需求视角将国民经济循环划分为“国内本地循环”“国内省际循环”“国内国际循环”及“国际循环”四大环节，依此测度我国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程度。 研究发现：从区域层面看，相比于 2012 年，2017 年各区域“国内本地循环”程度都有所增强；从省级层面看，国内大循环参与程度较深的省份主要集中于中西部；从行业层面看， 大部分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行业参与“国际循环”程度相对较深。本文的研究方法为定量分析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提供了测算基础，为从全国层面、省级层面与行业层面有效推进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参考依据。
本文基于 2012 年与 2017 年中国省际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扩展了传统的三驾马车核算方法，从最终需求视角将国民经济循环划分为“国内本地循环”“国内省际循环”“国内国际循环”及“国际循环”四大环节，依此测度我国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程度。 研究发现：从区域层面看，相比于 2012 年，2017 年各区域“国内本地循环”程度都有所增强；从省级层面看，国内大循环参与程度较深的省份主要集中于中西部；从行业层面看， 大部分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行业参与“国际循环”程度相对较深。本文的研究方法为定量分析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提供了测算基础，为从全国层面、省级层面与行业层面有效推进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参考依据。
2023(2):89-105,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3.02.007
摘要：
在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解读企业金融化加速现象值得深入探讨。 本文基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政策背景，采用 2012 ~ 2019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 A 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社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良好的信用环境加剧了企业金融化，这一结论在进行大量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中，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更为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位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地区的企业，金融化有效降低了经营风险。政府应扩大信用城市试点政策覆盖范围，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同时，也要因地施策考虑企业所有制、行业、地区等差异，以更好地对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产生的积极作用。 企业要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背景下对实体经济投资和金融资产配置进行合理分配，兼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实现企业利润的双重目标。
在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解读企业金融化加速现象值得深入探讨。 本文基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政策背景，采用 2012 ~ 2019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 A 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社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良好的信用环境加剧了企业金融化，这一结论在进行大量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中，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更为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位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地区的企业，金融化有效降低了经营风险。政府应扩大信用城市试点政策覆盖范围，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同时，也要因地施策考虑企业所有制、行业、地区等差异，以更好地对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产生的积极作用。 企业要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背景下对实体经济投资和金融资产配置进行合理分配，兼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实现企业利润的双重目标。
2021(6):15-29,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1.06.002
摘要：
美国贸易政策的“对等”诉求严重冲击并挤压了非互惠的理念和制度空间。为此，学界有必要进一步论证并夯实多边贸易体制中非互惠的法理基础。多边贸易体制中的非互惠既契合了国家经济主权、公平互利以及全球合作几项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还为塑造包容性发展理念、构建包容性发展格局创造了空间，推动了发展权基本理念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落实与完善。多边贸易体制中的非互惠还能够提升多边贸易规则治理的正当性，增进规则形成的民主化程度与规则输出的有效性，在化解WTO规则生成危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鉴于非互惠坚实的法理基础，WTO成员应强化非互惠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法律地位，努力达成非互惠制度体系建设的共识，推动非互惠从贸易体制的边缘向核心区域发展。
美国贸易政策的“对等”诉求严重冲击并挤压了非互惠的理念和制度空间。为此，学界有必要进一步论证并夯实多边贸易体制中非互惠的法理基础。多边贸易体制中的非互惠既契合了国家经济主权、公平互利以及全球合作几项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还为塑造包容性发展理念、构建包容性发展格局创造了空间，推动了发展权基本理念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落实与完善。多边贸易体制中的非互惠还能够提升多边贸易规则治理的正当性，增进规则形成的民主化程度与规则输出的有效性，在化解WTO规则生成危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鉴于非互惠坚实的法理基础，WTO成员应强化非互惠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法律地位，努力达成非互惠制度体系建设的共识，推动非互惠从贸易体制的边缘向核心区域发展。
2021(6):41-56,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1.06.004
摘要：
本文采用1995~2018年欧洲标准化委员会34个成员国的国别面板数据，以欧洲标准向16个中东欧国家输出的贸易影响为研究对象，考察标准输出的贸易效应。研究发现，欧洲标准输出呈现显著的多重贸易效应特征。在总量数据层面上，欧洲标准输出促进了西欧国家的域内进口贸易和中东欧国家的域外出口贸易，抑制了西欧国家的域内出口贸易和中东欧国家的域外进口贸易。在细分产品层面上，标准输出的贸易效应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揭示，GVC参与度与GVC地位是产生多重贸易效应的重要中介变量。欧洲标准的输出机制及其产生的多重贸易效应对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中国标准的输出战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本文采用1995~2018年欧洲标准化委员会34个成员国的国别面板数据，以欧洲标准向16个中东欧国家输出的贸易影响为研究对象，考察标准输出的贸易效应。研究发现，欧洲标准输出呈现显著的多重贸易效应特征。在总量数据层面上，欧洲标准输出促进了西欧国家的域内进口贸易和中东欧国家的域外出口贸易，抑制了西欧国家的域内出口贸易和中东欧国家的域外进口贸易。在细分产品层面上，标准输出的贸易效应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揭示，GVC参与度与GVC地位是产生多重贸易效应的重要中介变量。欧洲标准的输出机制及其产生的多重贸易效应对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中国标准的输出战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023(2):22-35,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3.02.002
摘要：
在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契机下，我国居民收入获取公平性的重要程度也逐渐凸显。本文基于 CHNS 微观数据库，系统研究了以外商直接投资 (FDI) 为代表的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与收入的代际流动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首先，外资流入产生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家庭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实现收入的包容性增长。其次，外资流入的规模能增加居民从事非农就业和工人类型就业的可能性，外资引入的质量能增加居民工人类型就业和正规部门就业的可能性。第三，就作用机制而言，积极扩大外资规模能够借助就业性质转变 ( 非农就业 ) 以提升居民家庭收入代际流动性水平，而积极提升外资质量能够借助就业部门 ( 非正规就业 ) 和就业类型 ( 工人就业 ) 以增加居民家庭收入代际流动性水平。第四，异质性分析显示外资规模和质量在东部和城市地区相比西部和农村地区更能提升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水平，可能更能促进收入的公平性。因此，政府应当继续推进全面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能力和水平，优化就业资源的区域配置，增强就业形式和方式的多样性。
在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契机下，我国居民收入获取公平性的重要程度也逐渐凸显。本文基于 CHNS 微观数据库，系统研究了以外商直接投资 (FDI) 为代表的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与收入的代际流动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首先，外资流入产生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家庭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实现收入的包容性增长。其次，外资流入的规模能增加居民从事非农就业和工人类型就业的可能性，外资引入的质量能增加居民工人类型就业和正规部门就业的可能性。第三，就作用机制而言，积极扩大外资规模能够借助就业性质转变 ( 非农就业 ) 以提升居民家庭收入代际流动性水平，而积极提升外资质量能够借助就业部门 ( 非正规就业 ) 和就业类型 ( 工人就业 ) 以增加居民家庭收入代际流动性水平。第四，异质性分析显示外资规模和质量在东部和城市地区相比西部和农村地区更能提升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水平，可能更能促进收入的公平性。因此，政府应当继续推进全面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能力和水平，优化就业资源的区域配置，增强就业形式和方式的多样性。
2021(6):5-14,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1.06.001
摘要：
近年来,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多次发布联合声明试图重塑WTO规则。未来WTO多边规则的发展趋势与中国财政补贴政策空间密切相关的问题主要涉及到国有企业纪律、发展中国家待遇与市场经济地位。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应从战略层面处理好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并从战术层面,着眼于国有企业、发展中国家待遇和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充分利用财政补贴政策的空间,通过多边谈判主动创造政策空间,以及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释放政策空间
近年来,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多次发布联合声明试图重塑WTO规则。未来WTO多边规则的发展趋势与中国财政补贴政策空间密切相关的问题主要涉及到国有企业纪律、发展中国家待遇与市场经济地位。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应从战略层面处理好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并从战术层面,着眼于国有企业、发展中国家待遇和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充分利用财政补贴政策的空间,通过多边谈判主动创造政策空间,以及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释放政策空间
2023(5):5-20, DOI: 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3.05.001
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中国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与沿线国家展开全方位合作，在稳步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给沿线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红利。本文基于全球价值“双环流”体系，探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和沿线国家产业升级的互惠效应。研究发现：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中国的产业升级贡献了推动力量，宏观层面提高了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稳定了实体经济规模，微观层面提高了以企业生产率提升为表征的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同时给沿线国家带来了产业升级红利，加快了沿线国家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向世界推出的公共产品和合作平台，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稳定剂，本文从产业升级视角肯定了“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与沿线国家带来的互惠效应，为持续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中国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与沿线国家展开全方位合作，在稳步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给沿线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红利。本文基于全球价值“双环流”体系，探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和沿线国家产业升级的互惠效应。研究发现：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中国的产业升级贡献了推动力量，宏观层面提高了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稳定了实体经济规模，微观层面提高了以企业生产率提升为表征的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同时给沿线国家带来了产业升级红利，加快了沿线国家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向世界推出的公共产品和合作平台，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稳定剂，本文从产业升级视角肯定了“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与沿线国家带来的互惠效应，为持续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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